当然，并不是更多的监管就一定好，关键在于监管的质量。过去的监管之所以失职，很大程度上是指导原则有错误。所以我在新书中提出了若干新的监管原则。如果不对监管的原则和监管者本身所受到的激励进行考察，而简单地加强监管，情况只会更糟。要知道，不仅市场是不完美的，监管者也是不完美的，它反应更迟钝，而且更官僚主义。所以我们要对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行为、激励和指导原则进行系统反思。

　　问：你曾经说，担心信用违约互换（credit default swap，CDS）将是下一个大麻烦，请说明一下你的这个观点。

　　答：在我的新书和《金融时报》的一篇评论文章中，我都谈到了这个问题。这些年来，CDS已经发展成一个极大的业务，目前市值已经达到45万亿美元，相当于美国国债的五倍！它发展这么快恰恰是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在市场繁荣时期投机，而无需借债，只需很少的资本，就能建立巨大头寸，而且还能预计风险，并从中获利。这一切做法都是不受监管的。这就好比是一家不受监管的保险公司。合约一方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有人会履行其义务。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不信任，就像悬在市场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而且这柄剑一定会掉下来，因为一旦发生违约，一方将会发现，对方（比如某个对冲基金）根本无法履行义务。所以，重建偿债机制和合约诚信是很重要的，那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对策之一。

　　问：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目前正受到争议。你认为香港是否会放弃该制度？由于港元随美元下跌，与人民币的汇率差距加大，港元是否面临更大的投机压力？

　　答：香港特区政府不会放弃该制度。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固定汇率制度之一，其他的还有海湾国家。海湾国家倒是有可能放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，它们有很多理由这么做，也确实想这么做，但是它们受到美国的压力而不能这么做。香港特区政府坚持该制度的决心很坚决，我认为不会有什么改变。至于港元面临的投机压力，目前我没有觉察到。

　　问：你怎么看待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胀压力？

　　答：中国目前的通胀压力很大程度上是从外部输入的。高企的粮价和能源价格是主要原因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民币应该升值，因为升值能抵消一些通胀压力，我认为目前已经有通胀趋于稳定的迹象。当然，人民币升值本来也会带来一些问题，比如农业部门可能受到廉价进口粮食的冲击，但是目前粮价这么高，中国的农民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了。中国还面临来自欧洲的压力，因为欧元比人民币升值幅度还大。实际上人民币兑欧元反而贬值了，欧洲人肯定会觉得不公平，从而激发欧洲的保护主义，所以就更应该让人民币升值。中国政府也是这么做的。

　　问：请谈谈粮食价格和通胀。这对亚洲特别重要。大米是否真的短缺？政府该怎么做？

　　答：我认为目前的高粮价与恐慌有关。特别是那些粮食进口大国，如果它们也是能源进口国，那么这些国家将会受到重创，甚至影响社会、政治稳定。不过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反应，效果也不同。很自然的一种冲动是提供补贴。但补贴可能会造成很大干扰，而且某些国家的财政也负担不起，短期内可能有帮助，但长期来讲非常危险。另一条出路是调整汇率。例如中国就在尝试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来抑制通胀，而且似乎有成功的迹象。但升值的办法只有那些拥有巨大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才能采用，因为它们的货币只要放松人为压制，就会自然升值。但对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来说恐怕是用不得的，一用情况会很糟糕。

　　[感谢“华尔街人”协会（Wall Street Ren）所提供的帮助。]